好领袖的标准
一
评价历代各国领袖，是坊间热门话题。最近常有人问我如何评价某某领袖，比如戈尔巴乔夫、比如毛太祖、比如邓总设计师等。
我对此类问题从不正面回答，理由很简单，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一两句能够讲清楚。
浮尘先生认为，衡量一个国家领袖是不是一个好领袖，最为重要的标准就是，他（她）是不是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真正的进步。
问题来了。那么什么叫进步呢？是不是物质丰富了就叫进步了呢？是不是科技发达了就叫进步了呢？是不是军事强大了就叫进步了呢？是不是衙门清廉了就叫进步了呢？是不是社会稳定了就叫进步了呢？是不是贫富差距变小了就叫进步了呢？
上述问题，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
当然，上述问题在价值判断上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会承认，物质丰富比物质缺乏好、科技进步比科技落后好、国家的军事强大比军事弱小好、为官清廉比贪腐好、社会安定比动荡好、贫富差距过大不好。
但更好，与更进步，并不是同一回事。
国家什么叫进步，社会什么叫进步，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了国家本质这个概念。
一种概念认为国家是某家人或者某个阶层、某个党的天下，另一种概念认为国家就是一个组织，是国民共同的一个家园。这两种概念不同，关于什么是国家的进步，答案天差地别。
奉行国家是赵家之天下的概念，国家的进步就是以赵家的幸福和安逸为标准。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强大了、社会稳定了、科技进步了，同时也就意味着赵家政权更加稳固了，自然也就是进步了。至于说被统治的民众是不是拥有更多的财富、是不是更加自由、是不是更有安全感，与这种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
奉行国家是全体民众的自治组织，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的概念，那么，国家的进步就一定要以民众的幸福和安逸为标准。至于说，国库的财富是不是充盈、军队是不是强大、社会的稳定是不是臣服于强权武力之下、科技是不是发达等，与公民的幸福和安逸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而与国家的进步并不是一码事。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的确经历了将国家视为赵家天下至全体民众自治组织的过程。当今世界两种类型的国家并存，但是总体上的趋势是明显的，即国家在向民众自治组织转变。这种转变的表象原因是民众作为一极力量日益强大，他们在不停地争取自身的权益。而这种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人类这种世界上最为智慧的生物，有一种天然的进化动力，即文明的进化。而文明的进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自身挣脱掉附加上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束缚，让自身的意志得到更加自由的发挥。换言之，人类文明的最高追求，不外乎自由尔。
自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坐标，它引导一切国家的进步方向。因此，国家进步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此国的民众是不是更加自由。
因而，国家领袖对该国是不是起到了好的作用，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领导的民众是不是在他的任内更加自由。这就是浮尘先生的评判标准。对于历代各国国君是好是坏，浮尘先生认为都要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因此浮尘先生不会去争论所谓GDP、所谓重大科技项目、所谓军事实力和疆域的大小等等。
让个人得到更多的自由，这是文明的根本，什么叫以人为本，这才叫以人为本。弄清楚这个概念很重要，只有搞清楚这个概念，我们才不会在许多问题上犯糊涂，才不会被一些堂而皇之的宣传所迷惑，才能够一眼洞穿历朝历代光怪陆离的表象，看清楚皇帝新装之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二
自由不是中国词汇，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关于自由的概念。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所谓的自由，是建立在平等概念之上的个人价值。人生而平等，他人不得强行令我履行义务。所以，所谓自由，主要指的是按自主意愿行事，即意志的自由。而意志的自由基础是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自主。
也就是说，描述人类文明词汇之一的自由，本质上是自由的思想和自主的人格。一个社会尊重个人的思想和人格，就是自由，否则，就不自由。
因而，凡是令国民思想更加自由、人格更加独立自主的，就是国家的进步，令一国产生这种进步的国家领袖才是值得称道的好领袖。反过来说，凡是令国民思想更加禁锢、人格更加依附的，就是国家的倒退，令一国产生这种倒退的国家领袖就不是一个好领袖。
三
自由包括了自然资源和财富的自由取得，拥有自己的财富，是自由的要素之一，同时也是自由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产者会有任何自由，除却在梦境中。让人民变成无产者，并号称由此解放全世界无产者无异于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自由人的财富须是其自主意愿条件所获取的，而不是被给予的，包括被施舍和被权力分配。因为，一切财富如果不是其自主意愿通过合法途径所获得，则意味着这些财富亦可通过同样的途径被剥夺。因此，自由的获取财富，唯一的合法途径就是市场的自由交换。
市场的自由交换决定了每个人的财富取决于自己的劳动，并且这种劳动被社会所需要和认同。换言之，你要从市场得到自己所需的财富，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向这个社会献出等值的财富，而这份等值财富的来源是你付出的劳动。
显然，市场经济是保证人的自由必要条件。
因而，我们想要知道一国之领袖是不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标准之2就是看他是不是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建全。如果这位领导人连市场经济都不赞同，甚至采用的政策是扼杀市场经济的，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领袖。
四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保证参与市场交换人，其用于交换的财富来源于正当所得，亦不能保证参与市场交换的人其相同劳动可以得相同的财富，即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每个人的有效劳动（市场所认同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财富，不会被他人所减损甚至全部剥夺，这就依赖于另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保障了这种公平。要让所有人在财富和劳动上平等，就不能承认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就必须承认人生而平等，就必须承认个人的自由。因为只有生而平等，才能保证每个人不必在出生后某个时期是不平等；只有个人自由，才能保证没有任何人拥有侵犯他人自由的权利。这种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是民主政治，社会制度保障是民主制度。反过来，市场经济保证了个人获取财富的自由，因而也就提供了个人自由的基础，提供了民主制度的基础。
总而言之，自由与民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很难讲是谁先谁后，谁来保障谁，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依存的关系。
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截止到今天，人类社会唯一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同时也是目标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而也是唯一的好制度。
因而，我们想要知道一国之领袖是不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标准之3就是看他是不是在国家建立或健全了民主政治。如果他连民主政治都不赞同，甚至无情地扼杀公民的民主诉求，那他是没有资格入选好领袖这一行列的。
五
某科长因个人信息被人公开，而后自杀。这个问题说明什么？
个人隐私越是重要，这个社会越是落后，因为越是落后的社会，就越多禁忌，也就有越多的道德约束和枷锁，个人的自主意志与这种约束和枷锁之间就有越多的冲突与不相容，当然也就有更多的隐私；一旦这种隐私被公开，后果自然就越严重。
如果个人隐私到了一旦被公开就要选择自杀的地步，那么，这个社会的自由度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一个社会三天两头就有人，不仅仅是穷困潦倒之升斗小民，还有衣着光鲜的达官贵人会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自残或结束生命，他们无法通过法律而是慑于某种神秘的压力而解决其最终的出路，这种社会不仅难言自由，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有的贪官污吏，被杀死百次也难抵其罪责。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纪昭彰的社会，对于任何罪犯的处罚必须通过公开透明的法律程序，而不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裹胁着前行。今天这股神秘的力量可以以正义的名义罚处贪官污吏，明天它同样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加害无辜。
在所有人类的感情之中，基于两性之间的爱慕之情是最为自然的情感，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它是自由的，即发自个人内心的。婚外情虽然是不道德的，但却难说它是可耻的。个人的婚外恋情本是双方你情我愿的隐私，保护这种隐私本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婚外情这种个人隐私的暴露，已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将个人的婚外情上升至党纪高度作为打倒政敌的利器、甚至直接将婚外情定为犯罪，那么这种社会公民的自由空间已被压缩到了几乎为零的地步。
无视婚外情作为个人隐私必须加以保护，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站在道德的高地，实质上是对社会诚信的无情摧残。试想一下，如果连情人之间都没有了信任感，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
因而，我们想要知道一国之领袖是不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标准之4就是看他是不是在国家促进了公民个人正当隐私的保护，是不是在这个国家很好地区分了道德、党纪与法律的界线。如果在他的主张之下，将道德标准混同于党纪、甚至法律，那他是没有资格入选好领袖这一行列的。
六
个人崇拜本质上是权力崇拜，人们对某个人的无条件崇拜，崇拜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的权力。如果没有手中的那份权力，他身上的光环顷刻间荡然无存。
个人崇拜必须以民众个人自主意识丧失为前提，反过来，个人崇拜的结果又加剧了民众个人自主意识的丧失。因此，个人崇拜是自由的天敌，凡盛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必无自由可言；反之亦然。任何领袖要搞个人崇拜，必定要想方设法泯灭民众的自主意识，大力提倡绝对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一个主义、一个核心等，树立一个又一个忠于他的模范榜样。
因而，评价一国之领袖的好坏，标准之5是看他搞不搞个人崇拜。凡搞个人崇拜者，均是独夫民贼，祸国殃民。
七
当某个组织搞得神秘兮兮，搞了很多禁忌的时候，这个组织一定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人类的文明过程，也是一个破除神秘的过程，破除各种清规价律的过程。最终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都是差不多的，不过如此，所以你不要搞得那么圣人婊！
神秘化是一切骗子组织的不二法则。当一个组织或某个人想获取非法利益的时候，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神秘化，声称自己掌握了非凡的能量和具有非常人的地位。搞神秘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别人产生敬畏感，然后毫不怀疑地追随他、服从他。
组织神秘化的做法，几千年来大同小异。首先，构筑一个虚无的天国理想，让追随者有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希望；然后，声称自己通天，是上天某大仙大神的使者或亲兄弟等等，让追随者觉得自己跟上了一个有无穷神力的带头大哥；第三，加入组织时会搞一些极为神圣庄严的仪式，其中发誓是不可缺少一环；第四，极为严苛的规矩，核心是忠诚不二，绝对服从；第五，对异见者及反叛者严厉处罚甚至无情镇压。凡是具备上述五点特征的组织，包括帮、派、门、道、会及党，都是居心叵测的组织，都是企图获取非法利益和组织。一言蔽之，都是黑道！
这些黑道，当获得官方认可时便获得合法身份，而不获得官方认可的便沦为邪教。正教与邪教之间的差别仅此而已。世界四大宗教即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所谓的正式宗教，都是为了少数教主利益的牟利组织，根本不是教义中宣称的那样为了拯救世人、关爱世人。例如，声称四大皆空的佛教，无论社会多么穷困，它的庙宇永远是金壁辉皇的，它们的方丈和住持都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因为有如此多的芸芸众生为他们买单，他们能够吃穿不愁住在金碧辉煌的高堂之内，他们才会有兴趣“普度众生”。事实上，没有什么佛教徒会相信所谓的涅磐和轮回，相信什么四大皆空。佛教徒们的贪婪和残忍丝毫不让俗人，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所上演的闹剧其残酷和血腥程度丝毫也不比俗人差劲。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源于古代的门道会，但已脱胎为世俗组织，不再神秘化了。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之间的区别仅仅是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方法上的，不是价值观上的对立，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政党之间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上岗，赢得大选的党努力实现其促进社会进步的承诺，而输掉大选的政党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尽心尽力监督执政党遵纪守法，它们之间真正说来就是分工的不同。公民参与某个政党，是因为这个政党的治国理政理念符合他的思想，他可以自由地加入也可以自由地退出，无论加入或退出都没有什么关乎政治前途甚至性命的重大影响或风险。
因而，衡量一个现代意义上国家领袖是不是一个好领袖的标准之6，要看他是将他领导的执政党建设成一个世俗化、包容组织，还是建设成一个神秘的、狭隘甚至是恐怖的组织。将政党建设成一个世俗化、包容组织的，促进了公民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将政党搞成一个神秘的、狭隘的组织，则一定会损害民众的自由，与社会进步则背道而驰。
七
历史上，长期以来，国家的中心是皇帝，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以维护皇权为中心。维护皇权被视为天经地义，而反对皇权则被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但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后来，帝王（国王）退出了历史舞台，国家的中心从皇帝转换到了国民，维护民众的利益成为公认的正义。
皇权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是皇宫贵族，占国家成员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根本无足轻重。皇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恩人与受恩之间的关系，民众一切源于皇族的恩赐，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先有国、后有家”、“没有国，哪有家”。而民主国家恰好相反，社会的价值主体是全体国家公民，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是受托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官员是纳税人供养起来的，所谓“小河有水大河满”、“先有家后有国”、“没有家哪有国”。
因而，评价一国之领袖的标准之7，就是看他是不是将公民的利益作为国家的价值主体，是不是能够搞清楚大河有水与小河有水的关系、国与家之间的关系。如果连这些都搞不清楚，水是从何处流向何处都犯迷糊了，这种领导人真的不昨地。
八
国家首脑的权力本质，随着帝制消亡和民主政治的开始，则从神授转变为民授。君权神授认定国君的权力是神授予，普通人不可怀疑、不可非议，更不可撼动。这当然不是事实，而是统治者试图永远占有其统治地位的一个把戏。君权民授则是基于国民自治这一根本制度而对于君权实质的真实描述。国家应当由全体国民自治，但并不能让每一位国民都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是通过选举，推选出一个有能力和品德的人来代表全体国民管理国家，国君的权力是全体国民自治权的一种委托和让度。
人类历史过程中，关于国家，关于君权本质的演变，决定了政权的更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皇权为中心的国家，君权神授，不可撼动，任何想要更迭皇权的途径除却暴力夺取外，别无它途。因此，政权的更迭方式必须砍头，必须流血，必须灭九族绝后患。到了民主制度条件下，国君不过是国民的一个代表，一个被委托者，王侯将相宁无种乎，要充当国家的管理者，可以也只有通过平等的和平竞争，政权的更迭是和平的和有序的，任何武力政变都被视为非法。
因而，评价一国之领袖的标准之8，就是看他是否承认自己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委托，是不是愿意与其它政党平等竞争。凡是承认自己的权力应来自于公民所托，并愿意与其它政党平等竞争，服从民众选择的，就是一个好领袖。否则，他就是一个独裁者。而独裁者必定要凌驾于民众之上作威作福，搞权力世袭、江山永不变色那一套。
九
在极权国家，国民的所有追求中，至高无上的是政治地位。这是因为，这种国家的轴心是政治轴，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决定他其它所有利益占有。因此，这种国家必然奉行官本位和权力崇拜，一切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均是围绕着权力轴进行分配的。这种社会，有一种普遍认可的说法，叫做“从政治的高度”看待某某事情，政治被置于制高点。但是，在民主国家，公民从政和从事其它事业，没有绝对的高低贵贱，仅仅视公民自己的意愿和他的特质，政治因素亦不可能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相反，由于君权民授的关系，从政者受到更多的监督和约束比其它职业更多，官不聊生为常态。所以，在民主国家，不时兴官本位和权力崇拜，不存在“政治挂帅”现象。
因而，评价一国领袖的标准之9，就是看他领导的国家其最高价值追求是什么。如果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呈现价值的多元化，反则走向了政治挂帅的道路，政治成为社会价值的制高点，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与公民解放和自由背道而驰的，这种领袖一定不是一个值得称颂的领袖。
十
如前所述，自由最根本的含义是个人的自主意愿受到尊重，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策或付诸行动，因而自由本质上是指思想的自由，而言论作为思想或者个人意愿的表述，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外在表现。为了防止权力对于自由的侵害，需要充分保障民众的个人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民众对于当权者的监督，才能保证真相能够出现，而一切所谓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在真相能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在所有保障自由的诸条件之中，言论的自由是最为重要条件。一个国家没有言论的自由，意味着民众便失去全部的自由。
言论包括了所有可以表达信息的载体，包括文字、语言、视频、音频、图形一切所谓语言信息媒体。因此，言论在形式上包括了公民的日常语言交流、文字出版物、电影、绘画、电视、电台诸多媒体，当然也包括了网络信息。所谓言论自由当然也就包括了民众拥有表达其思想和真实意愿的权利，包括了游行、集会，以及通过上述各种传媒自由地表达其真实的想法。
为了保证公民能够自由地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必须保证媒体不受任何权力的干预，即媒体必须独立。
因而，评价一国领袖标准之10，就是看他领导的国家公民有没有言论的自由，具体来说就是此国的媒体是不是独立于权力当局。如果他要求所有媒体都得跟他姓，甚至连饭局上的调侃都会被追责，这就不仅仅是不自由，而是达到了文字狱的境界了。
十一
自由意味着平等和自由竞争，因此，自由的国家反对经济垄断，包括反对官办经济。在经济领域内将各种经济成分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将优质资源人为地配置给国有经济，做强做大以加强其垄断地位，这种做法就是经济领域的血统论，就是经济的政治化。这种畸形的做法基于敌对思维和江山意识，将一国之内的经济实体分为嫡系和非嫡系，将国有经济视为家产和党产，意在用家族权力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实质上是最大的腐败行为。
因而，评价一国领袖的标准之11，是看他是否鼓励经济的自由竞争，是否对于国内所有经济实体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凡是将国有企业视为控制性经济和主导性经济者，就是倡导经济领域的血统论，于自由有害无益。
十二
自由意味着平等和自由竞争，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权力上的平等和自由竞争。自由的国家所有的政党具有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能够参与执政权的自由竞争，同时为了防止执政党借其执政地位拥有特权，对于执政党的权力从法律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不得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党军不分、党法不分。
因而，评介一国领袖的标准之12，是看他是否能够与其它党派平等相处，并且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军队、司法、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果连党政分离、党企分离、党军分离、党法分离这些普世性规则都不遵守，这样的国家免谈自由。
十三
以上12条标准，本质上就是一条标准，那就是自由。浮尘先生认为一个英明的国家领袖当为国人创造更多的自由，这是一国之君的本份，其它都是次要的。一国之君包括他所领导的政府之本份，不是发展经济、不是自己跑到国外到处签项目合同、不是自己对科学家指手画脚、不是自己来制定经济计划、不是自己来搞产业规划、不是无度扩张军事实力，而是给予国民更自由。只要为社会和国民创造出更多的自由，经济自然繁荣、科技自然发达、军事自然强大、国民的幸福指数自然上升。
总之，给国民创造自由的领袖是好领袖，未能给国民创造更多自由但并未限制民众自由的领袖是平庸的领袖，而一个限制甚至剥夺民众自由的领袖则一定不是一个好领袖。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政府。
浮尘先生曾多次遇到过毛粉的搔扰和漫骂，他们对于浮尘先生关于毛太祖的评价怒不可赫，气急败坏。其实浮尘先生与他们的分歧，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烂事，而是价值观的分歧。浮尘先生认为国君之道是为国民创造自由，国民自身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毛粉们认为国君之道是国君自己的肆意妄为，国君的幸福就是国民的幸福。所有的毛粉，无论毛太祖时代的旧毛粉还是当代新毛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移情与幻化，能够将领袖的意志幻化为自己的意志，将领袖的幸福移情为自己的幸福。为了领袖的意志，毛粉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骨肉亲人置于死地，他们将这叫大公无私、大义灭亲。
要明白作为人类最为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除却自由，别无其它。
警惕新毛粉，他们正在造新神，正在剥夺民众所剩不多的自由。
